杨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现在回想起来，她教我们的时候，不过20来岁，或者更年轻。无论在当时我的眼中，还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杨老师长得都不算漂亮。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在我的心中，杨老师的形象一直是那么亲切而鲜活。

我写过我的中学老师和大学老师，却一直没有写早就想写的杨老师。因为那时我实在太小，在我的记忆中，关于杨老师的故事实在有限。不过，有一些片断，虽然朦朦胧胧，却一直印在我的心灵深处。

记得有一篇课文叫《小猫钓鱼》，好像说的是小猫钓鱼时总想去捉蝴蝶所以老钓不上鱼，课文显然是教育小朋友做事要专心。课文很有趣，更有趣的是杨老师讲的时候不但摹拟老猫小猫和蝴蝶的语气，而且还手舞足蹈地摹拟它们的动作。课文讲完后，杨老师还把课文编成童话剧，找几个同学扮演课文中的角色。我就有幸被杨老师指定为“演员”。我扮演的是小猫还是蝴蝶记不清了，记得清的是有一次杨老师给我戴小猫或蝴蝶造型的道具帽时说：“哎呀，李镇西的头这么大，都戴不稳了！”我还记得正式演出时，杨老师在我脸上擦红油彩时，她那温馨的手掌抚弄着我的脸……

上小学不久，“文革”开始了。有一次，杨老师正给我们上课，突然教室门一下子被推开了，门反碰在墙上的声音很大，我们的目光一下被吸引到了进来的几个人身上――其实，都是一群高年级的学生，不过十一二岁，但当时在我眼中都已经是大人，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下都夹着大字报，表情庄严，可以说是气宇轩昂。杨老师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便和蔼而平静地对我们说：“同学们，进来的大哥哥大姐姐是给杨老师提意见来了。让我们欢迎大哥哥大姐姐给杨老师提意见！”听杨老师这么一说，天真的我们当然都使劲鼓掌，我的手都拍痛了。于是，在掌声中，“大哥哥大姐姐”们把大字报贴在了教室的四壁，然后耀武扬威、扬长而去。

后来杨老师受过轻微的批斗。说“轻微”，因为学校开批判大会时，杨老师并没有像有的被批斗者一样被押上去站着，而是坐在主席台上，听批判者的发言。后来主持人要求杨老师作检查，杨老师于是站到了发言席上，她的声音很小声，好像有点难为情。她说她“中了修正主义的毒”什么的，我们也听不懂。后来杨老师给我们上课时，专门对我们说：“杨老师犯了错误。同学们要向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学习，如果杨老师说了什么不对的话，你们一定要批判杨老师。”她还说：“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才不会犯错误。”我们看杨老师说的非常真诚，但仍然听不懂她的话。只是不理解，我们的杨老师那么好为什么会“犯错误”呢？至于她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不但我当时不明白，而且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

杨老师教我时，我的父亲已经重病缠身，常常要在妈妈的陪伴下去省城看医生。每当这时，我便被寄养在杨老师家里――其实，所谓的“家”，不过是杨老师的单身宿舍。杨老师的宿舍很狭窄，除了放一个桌子――既是餐桌又是书桌、一个书柜、一张单人床，屋子里几乎就没有其他空间了。我住在杨老师家里短则几天，长则一个月两个月。那时候，杨老师照顾我的生活可不是为了“创收”，按当时的风气，学生因为种种困难住在老师家里从来没有“交费”一说。最大的报酬，就是每次我爸爸妈妈来接我时送给杨老师的糖果点心之类。杨老师真是把我当作她的孩子了，要照顾我一日三餐，还要给我洗澡洗衣服。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电子游戏，晚上在杨老师家里，我和杨老师面对面地共用一个桌子，杨老师备课或批改作业，我做作业。做完作业后，便翻看杨老师书柜里我能够读得懂的书，记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画就是在杨老师家里看的。每天晚上，我都是和杨老师睡在一起，她那母亲般的气息至今还温暖着我的心。

后来，我父亲还是去世了，当时，我刚满九岁。那天我去学校上学时手臂上戴着青纱，杨老师看到后，走到我的面前，站了很久，一直看着我，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轻轻叹息一声，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和脸――写到这里，我的鼻子已经发酸，不知是为父亲，还是为杨老师。

不久听说杨老师要调走了，全班同学都很舍不得离开杨老师，不少同学都哭了。我和几个同学来到杨老师的宿舍，看着杨老师收拾行李。我们天真地问：“杨老师，你真的要走吗？”杨老师转过身，一一抚摸我们的头，然后点了点头。我又问：“杨老师，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以后来看你。”杨老师笑了：“我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说了你们也不知道的。”可是，我们都缠着杨老师，非要她说出她要去的地方不可。于是，杨老师很认真地回答我们：“宝鸡。”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宝鸡”这个地名，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宝鸡”在什么地方，但是，从此以后，我便知道了中国有一个地方叫“宝鸡”，因为宝鸡有我的杨老师！

十几年后的1984年，我乘火车到北京，那是我第一次经过宝成线上。火车奔驰了十几个小时后，我听列车员在广播里通知道：“宝鸡站快要到了！请到宝鸡的旅客做好下车准备！”我的心被“宝鸡”二字揪了一下，情不自禁往窗外望去，看着那陌生而亲切的城市，心想，哦，原来当年杨老师是调到这里了！她现在还在这座城市吗？她的身体还好吗？

几年来，我在给老师们做报告时，讲到“师爱”总要讲到杨老师。有一次在西安做报告结束后，有一位老师对我说：“李老师，我就是宝鸡人。你能不能再给我提供些杨老师的情况。我想办法给你找到杨老师。”

我摇了摇头：“没有。在一个七八岁孩子的心中，只有这些琐碎的记忆。不过，我知道杨老师的名字叫“杨显英”，如果建在，她现在的年龄应该是70岁左右。”

      2002年9月，于苏州大学

后记：

这篇文章是16年前写的，那杨老师的年龄现在应该在85岁以上。虽然这是十多年前写的一篇文章，但今天我刚打下这个标题“亲爱的杨老师……”，我的鼻子就酸了。那时候太小，条件也差，居然没有一张杨老师的照片，更不用说和她合影了。

大概十年前，《成都商报》的热心记者曾经帮我找过杨老师，他们甚至还到了宝鸡动用了当地公安局的资源，帮着查找，结果一无所获。我想，可能我记忆中的“宝鸡”就是错的。

上个月初中同学聚会，其中张尊平和我小学也同学。我们聊起杨老师，她都还有印象，我问她：“杨老师是不是后来调到宝鸡去了？”她也记不清了，但她说：“可能吧，她爱人是当兵的。”其实，无论是“宝鸡”，还是“当兵的”，这都是六七岁小孩支离破碎甚至可能错误百出的记忆，但哪怕这不靠谱的记忆，在我心中也特别温馨。

我和张尊平等当年的小学同学，如今已逾六旬。以今天我一个所谓“语文特级教师”的眼光去看半个世纪以前的杨老师的教育教学，也许“很一般”“就那样”……但在一个七岁孩子的心中，我的杨老师就是那么让我崇拜得五体投地，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女神”！

杨老师肯定不知道这么多年来，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当年她教过的一个孩子在想念她；我这一辈子再见杨老师的机会也非常渺茫了，但这不妨碍我在教师节来临之际，以这篇短文表达我对我的杨老师永远的想念与感恩！

                2018年9月1日

（我和小学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