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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我的中学时代——教师节感念师恩之二

作者:李镇西文章来源:镇西茶馆点击数:1785更新时间:2018-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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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照,您能找到我在哪里吗?) 


我是1971年春节后上初中的,那正是“文革”中期。那时候,全国都是大军营,按“林副主席”的旨意,学校建制不再是“年级”和“班”,而是“连”和“排”。一个年级就是一个“连”,一个班就是一个“排”,班内的小组就是“班”。比如我所在的班就叫“二连五排”。


四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二连五排当时是全校闻名的烂班。几乎所有老师都无法控制课堂,因为一上课整个教室就是一农贸市场。现在的学生无法想象当年的师生关系。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学生批斗老师是“革命”行为,辱骂老师则司空见惯。比如,一次上数学课,老师转身写黑板,下面不知哪个男生一挥手,男同学们都跟着他溜出了教室,直奔学校附近的大渡河——游泳去了。说实话,我当时是算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所以,还是犹豫了一下,但领头的说:“谁不去就是叛徒!”于是我不再犹疑,也跟着跳进了大渡河。还有一次,物理老师在写黑板,一个男生公然就走上讲台,一伸手就把老师的帽子摘下来扔了,引得全班哄堂大笑。我班的课堂对几乎所有老师都是一场灾难。


我刚才说的是“几乎”,因为语文课是例外。语文老师叫喻仲昆,喻老师的课让我们目瞪口呆,或者说听傻了,完全忘记了捣蛋。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语文教材无非都是社论、大批判文章之类,语言枯燥,概念空洞,大都是政治教条和口号,实在没味。但我们的喻老师却能够让这些枯燥乏味的文字变得津津有味。因为他学识渊博,随便什么课文他都能够引出许多知识来,比如有关抗美援越的课文,喻老师便给我们讲美国和越南的历史还有风土人情。喻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字,这也是让我们崇拜的原因。有一次我当值日生,擦黑板的时候,实在不想把喻老师的板书擦掉。我至今保存着我初中的作文本,重要的原因就是上面有敬爱的喻老师的评语。每次看到喻老师的红色字迹,我就不禁怀念早已离世的喻老师。


说到作文,这是我整个学生时代的骄傲。因为我的作文很好,喻老师也常常表扬我作文写得“确实好”。必须特别说明,这里所说的“我的作文很好”,是以当时的标准,那时候同班同学的写作水平大多很差,相比之下,我就“很好”了。大约十年前,我请我读初中的女儿帮我把我当年的作文输入电脑,女儿一边输一边直说“只想呕吐”。的确,《五七指示永放光芒》《伟大的祖国,英明的领袖——国庆二十二周年有感》《记我校的一次深挖“五一六”誓师大会》……仅看这些题目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作文”是怎样的荒唐?然而在三十年前,我用这些题目写的文章往往都是“范文”呢!喻老师有时候还把我的作文拿到他教的另外一个班去读。其实,现在想起来,我的作文之所以很好,是和喻老师的不断鼓励分不开的。


当然,并不是我每篇作文都能够得“优”,有时候也得“良”。在一篇题为《记一次难忘的劳动》作文中,我写了一个故事,大意是我不怕艰苦不怕累云云。喻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的等级是“良”。他的批语是这样的:“描写劳动场景和心理活动,较真切动人,中心鲜明,思想正确。但是,缺乏必要的人物对话,笔法变化不多。”后来他还找我面谈,说我的这篇作文大多是“记叙”,而不是“描写”。他说,记叙是“简单地交代”,告诉读者“是什么”或“发生了什么”;而描写是“形象的刻画”,告诉读者“怎么样”或“怎样发生的”。他举例:“比如,‘太阳升起了’,这只是记叙,说的是发生了什么;而‘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这就是描写,说的是怎样发生的。”他还告诉我,细致地写外貌,写动作,写对话,这些都是描写。喻老师这些教诲,不但让我当时的作文得以提升,而且多年后我当了语文老师后,也经常用喻老师的这段话来指导我的学生写作文。

喻老师教我语文的时候,林彪事件爆发了。有一个细节现在想来特别有意思。我有篇作文《记我校的一次深挖“五一六”誓师大会》,文中有一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当时特别流行而且是必须的写法,就像现在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样,但是,喻老师居然把“林副主席为副”几个字删除了。我在作文中还有有一句“大会在雄壮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胜利结束了”——那时每次开大会,都是从《东方红》乐曲中开始,从《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声结束。但喻老师也把这句话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几个字删除,改为“革命歌声”。我当时不解。过了一段时间,老师给我传达“林彪叛逃”的文件,我才明白,学校老师比学生早一些时候知道林彪“出事”了,而林彪在文革中曾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他出了事,《大海航行靠舵手》自然就不能提了。但“文件精神”还没传达到学生,所以喻老师不便明说他为什么要删这些字句。其实,这《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早于林彪题词就有了的,本来没必要忌讳的,但那时不管这些,只要和林彪有点点“关系”的,统统是禁区。

喻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还不仅仅是他的课堂。喻老师的家和我的家是同一方向,我有时在下午放学后和喻老师一起回家。他就给我讲故事,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他所讲故事的具体内容,但他眉飞色舞的表情至今还在我脑海里。他的家比我家离学校更远,所以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回到家,洗了澡,吃了饭,可我还在路上走啊走,走啊走!”他一边说一边夸张地作出擦汗喘息的表情,我哈哈大笑。

但有一次喻老师让我们不解。记得那一天天气特别热,那时的教室没有电扇,我们看见喻老师讲得满头大汗,便说:“喻老师,你把衣服脱了挂起来吧!”我们的意思是,让喻老师把外套脱了挂在墙上,这样不那么热。可喻老师没听清楚,大概他只听到“挂起来”几个字,马上中断讲课,弓着腰,对我们非常自卑地说:“同学们,我的确被挂起来过,我犯了错误,一定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我们当时莫名其妙,但感觉喻老师一定听错了我们的话,误会了,便重新说:“喻老师,我们请你把外套脱下来挂在墙上,这样你不那么热。”喻老师这次听清楚了,他的表情一下变得尴尬起来,一边把衣服挂在墙上的,一边说:“谢谢同学们!”后来我们得知,喻老师是曾被打成“右派”,曾长期劳动改造,没安排工作——当时的说法就叫“挂起来”,虽然后来让他上课,但他一直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所以一听说“挂起来”三个字,马上便条件反射似的紧张起来,自卑起来。

这就是一位受我们崇拜的语文老师当时的处境。写到这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昨天被我们祝福“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突然被宣布是“叛徒”,是“林贼”,我们也跟着中央文件狠批“林贼”。学校恢复了年级和班的编制,不再是“连”“排”。因为我们这个班实在太糟糕,所以学校便把我们这个班打散,将学生分散到各个班。对我来说,拆散就拆散吧,我对这个班谈不上有什么感情,但我还是有些惋惜,因为喻老师不教我了。


“二连五排”打散后,我被分在了初73届1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陈明熙。后来我听说,我是陈老师专门挑选的,因为我成绩好,作文好,用现在的话说,叫“优生”。这个“听说”我从来没证实过,但陈老师一直对我很好,这是我切切实实感受到的。

陈老师上课不像喻老师那样眉飞色舞,但陈老师的课同样引人入胜。陈老师自有她的教学风格——温文尔雅,不疾不徐,丝丝入扣,娓娓道来。她对我的作文同样是鼓励为主,经常给我打“优”或者“良”。其实,作文获“良”,对我来说,就是没写好。记得有一次陈老师给我们布置的作文题是《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现在的读者不要笑话,在那个年代,写这样的作文是非常正常的。我分别从德智体三个方面给毛主席作了汇报的优点和缺点,我以为我很写得很好了,但陈老师只打了“良”,并且写下这样的批语:“语言较流畅,思路清晰,但对自己存在的问题缺乏深刻分析。若能克服这一缺点,自己就可以通过写文章,加速自己世界观的改造。”现在看来,似乎陈老师并没有从写作上点评,而是进行政治评判,但在当时都是这样,整个国家都政治化了,陈老师不可能超脱于特定的时代,关键是,她是为我担心,怕我“犯错误”。

我读初中的时候,除了英语,各科成绩都很好,不,可以说是“特别好”——我现在还保存一张化学100分的试卷。但是,英语却特别臭。其实那时候的英语很简单,无非就是“毛主席万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口号,但我就是学不好。有一次我的英语考了个38分,陈老师对我说:“李镇西,你的其他学科都学得那么好,怎么外语就学不好呢?”这话刺激了我:是呀,我就不信我学不好英语!于是,我在英语上花了很多功夫,多读多写多背,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英语考试居然得了83分!我当然高兴地不得了,陈老师也为我高兴。后来我写了一篇作文《困难是欺软怕硬的》,我详细地写了我攻克外语难关的经过。陈老师给我这篇作文打了“优”,批语写道:“通过自己攻克外语关的过程说明‘困难是欺软怕硬的’,说服力强,使人看了受教育。”陈老师后来还让我在班上读这篇作文,让全班同学受教育。从那以后,一直到后来读大学,我的英语成绩都很好。

陈老师教我语文的时候,我渐渐喜欢上了写诗。其实,所谓“诗”也不过是分行口号而已,但那时能够把口号分行写得有那么一点点“诗意”已经了不起了。有一次陈老师布置写作文,我第一次没有写记叙文或议论文,而是勇敢地交上了一首诗。几天后,作文本发下来,我看陈老师并没有给我打分,也没有写任何评语,我正纳闷,陈老师把我叫出教室,很认真地问我:“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还是抄的?”我心里一阵高兴:这说明我这诗写得好,连陈老师都以为我是抄的。但我平静地回答陈老师:“是我的自己写的。”陈老师大为高兴,热情地表扬我,鼓励我,还给我谈了谈写诗的一些知识。

无论是喻老师还是陈老师从不给我们布置课外阅读,这不怪老师,只能怪那个时代。那时哪有什么课外书呢!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毒素,世界名著是“资本主义”货色,整个中国大地,当时竟然没有一本文学刊物,包括《少年文艺》《儿童文学》早就停刊。能够公开阅读的,只有毛主席语录和诗词,还有鲁迅的几本书,再后来有了几本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因为我出身于教师家庭,家里多少有些“文革”前的“反动小说”,比如《烈火金刚》《草原烽火》《敌后武工队》《高玉宝》《欧阳海之歌》……读这些文字,便是我当年的文学启蒙。


林彪事件后,中国的教育曾经有过短暂的宁静,学校教学秩序开始走向稳定,那是1972年1973年,但很快,这两年的教育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紧接着“批林批孔”,中国的学校又开始动荡起来,我就是在这时开始了我的高中生活。

我是在一所乡村中学读高中的。在这里,我先后遇到了邓老师、张老师两位语文老师,他们的课也上得不错,但我感到两位老师上课时的拘谨,生怕说错一句话。现在想来我不禁叹息,当时动荡的政治风云无法让老师充分展示其渊博学识和教学艺术。但无论邓老师还是张老师,对我都很关心,也常常把我的作文在班上展示。

高中最后一年,我转回了城里。在这里,我遇到的语文老师是林云阁。对林老师,我既感激,又内疚。林老师非常欣赏我,甚至有些偏爱我。比如,他知道我喜欢写“诗”,便请我在班上给同学们上了一周的语文课,专门讲“如何写诗”。虽然那时候我写“诗句”不过是些政治口号,但强烈的虚荣心让我不但答应了林老师的安排,而且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给同学们真的讲了一周的“如何写诗”。说实话,现在想起来,林老师未必有多么欣赏我的所谓“诗”,他很可能不过是鼓励我而已。我应该永远感谢林老师!

但是,当时我在心里却并不买林老师的账,因为我觉得他的课上得并不好,觉得他也没有什么水平,的确不怎么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的八十年代,林老师在当地语文界还“火”了好一阵子,是语文教学的权威,我开始还不太理解。后来我明白了,林老师其实是很有学问很有水平的,只是他教我的时候,正是“批邓反右”高潮,知识分子再一次面临灾难,他的一肚子“学问”很可能成为他的罪行,所以,他哪敢自由而舒展地上课呢?

我不买林老师的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的好朋友孙涛不好。孙涛是我转到这个班上遇到的第一个好朋友,他很有才华也很有个性,常在我面前说“林云阁没水平”,而且不止一次和林老师顶撞,所以林老师常常批评他。我那时本来就看不上林老师,同时又很讲义气,自然站在孙涛一边。

有一次,林老师又当众批评了孙涛,我比孙涛还气愤。于是,我画了一副丑化林老师的漫画——忘记说了,我读中学时喜欢画画,还画得不错呢!这幅漫画画好后,我偷偷放在林老师每天上班都要拎的黑提包里。后来林老师把漫画交给了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教物理,是我特别特别敬爱的老师,她当时对我也特别——应该说是“宠爱”。张老师从林老师手中接过漫画,马上把我叫去。我吃了一惊:张老师怎么这么英明地就知道是我画的呢?结果,张老师教我去不是批评我画漫画,而是出于对我的无比信任而让我帮她破案,把漫画作者“捉拿归案”。她怀疑是孙涛,要我密切注意孙涛的动向。可以想象当时我的尴尬,既不能说是孙涛画的——本来也不是人家孙涛画的嘛,也不能承认是我画的。最后这事不了了之。一直到几年后,我考上大学再回母校看张老师,终于向张老师承认那漫画是我画的,并且主动去向林老师道歉。两位老师都宽容了我。三十六年过去了,孙涛在1989年因对社会的绝望而在峨眉山自杀,林老师也早已作古。我写下这件事,心情极为复杂。不知道用什么语言表达我此刻的内心。


高中最后一年的1976年,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全国又开始乱了。

1976年清明节,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被诬为“反革命事件”而遭到镇压。据说这次敌人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主要是采用诗歌的形式向党和人民进攻,所以学校发动我们用诗歌打一场“反击战”。这下,我写“诗”的“才华”可有了用武之地。我挥笔写下好几首诗,愤怒声讨在天安门广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的敌人。我的诗被发表在学校的大批判专栏上,引来许多同学和老师的观看。后来,在一次全校性的大批判会上,林老师还推荐我上台朗诵我的诗《用战斗迎接更美好的春天――欢呼党中央决议发表》,在露天操场,面对全校师生,我果真气宇轩昂地走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朗诵我的“诗作”,当我朗诵完毕的时候,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翻了翻我保存的“文物”,居然发现了这首诗的原件,现摘录几句如下——

……

曾记否?文化大革命的浪涛/使无产阶级的敌人/心惊肉跳!/――走资派邓小平/这个社会主义的“申公豹”/做梦都在想/怎样把历史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为了这/他们不惜孤注一掷/上窜下跳!/抛出反动的“三项指示为纲”,/扯起“还乡团”的旗号/发出“全面整顿”的叫嚣/大谈资本主义的“白猫”“黑猫”/更有那,垂死挣扎的复辟狂/竟敢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杀气腾腾,张牙舞爪!/想用攻击诬蔑的鼓噪/把天安门红墙骂倒;/企图“扬眉剑出鞘”,/把鲜艳的五星红旗/砍掉……

……

永远为保卫毛主席战斗!/永远为社会主义祖国放哨!/前进啊,前进!/迎着阶级斗争的/激浪风暴;/沿着“高路入云端”的金光大道。/迈开战斗的步伐,/去迎接共产主义/春天的来到!

……

还有一首我写的《红卫兵的怒吼》,今天也颇有历史的“纪念意义”——

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

红卫兵的欢呼声响入云中;

愤怒声讨阶级敌人的猖狂,

红卫兵的铁拳凌空舞动!

莫以为,北京离咱山万重,

天安门啊,在红卫兵胸中;

莫以为,中南海离咱水万倒,

红卫兵啊,心向领袖毛泽东!

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啊,

绝不许牛鬼蛇神逞凶;

阳光普照的人民广场啊,

岂能容忍害人虫!

誓死保卫毛主席,

红卫兵不怕热血涌;

誓死保卫党中央,

愿做天安门前一棵松!

痛斥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

击退右倾翻案风;

发扬反潮流的“五敢精神”,

狠狠批邓,永远冲锋!

1976年4月18日

别看这些“诗”现在读起来的确令人作呕,但当时却让同学们佩服到了极点。三十年后,我去深圳见到一位同学,说起高中的事,她说:“你不知道当年我们多么佩服你,背地里都说你是神童呢!”不但语文林老师欣赏我,班主任张老师也特别偏爱我,常常当着我的面对其他老师说:“这是我班的秀才!也是我的物理尖子!”

毕业前夕,张老师又找到我,要我起草一份全班的《申请书》,就是向学校申请我们全班同学“强烈要求”毕业后到农村插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当时的政策就是高中生毕业之后必须下乡!还“强烈要求”?你不“要求”不“申请”,也必须下去!谁敢不下?可当时就得这么装模作样地写“申请”,用现在的话来说,叫“作秀”。张老师叫我写,我觉得挺光荣,很快便写好了。这样的文章其实很好写,无非就是把当时的口号往上堆砌就是了。我现在还记得结尾几句,大约是说,亲爱的党啊,请考验我们吧!让我们到农村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让共产主义鲜红的太阳照彻全球!

这算是我的所谓“写作能力”在高中最后一次派上用场。

                                201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