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全愈系列课程《带着您的孩子，走进美国家庭教育：补一张“家长上岗证”》（蜻蜓FM将隆重播出）

前些天，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陆一先生，在中青报“教育圆桌会议”版发表了题为《以科研论文选拔中学生的招生制度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文章。读后，想商榷两句。

因自主招生中一些科研论文造假，陆先生说：“在这种令人愤慨现象的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们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规律有误解……”

好吧，我们就从“创新人才培养规律”说起。

“研究生” ，一个奇葩的叫法

孩子做研究的第一个火花是好奇心。

在幼儿园甚至在托儿所，当孩子对一切事物产生好奇，如“蚯蚓没脚，怎么行走？”“太阳为什么不掉下来？”孩子就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只不过，这种研究是始乱终弃的，发端于一个问题，结束于另一个问题。那么，孩子什么时候该终止始乱终弃呢？我儿子是在美国读小学二年级时，开始正式写研究“论文”。

关于“孩子能不能搞研究”的问题，国人至今争论不休。华中科技大一位教授曾义正辞严地坚称：没夯实厚重的基础前，绝不能搞研究……

“研究生”的定义是“大学本科毕业后，到高校或研究机构深造、做研究的学生” 。把这个定义翻成英文，美国人懵圈了：为什么非要等大学毕业后，才能做研究？

一天，儿子从学校回来，说是要做一个关于蓝鲸鱼的研究，需要去图书馆找资料。那时儿子才八岁，刚开始能读些稍厚点的书，写由几个长点的句子拼凑成的“文章”。

儿子说：“老师说，论文至少有三个问题，要写满两页纸。”

看着儿子一本正经的样子，溜到嘴边的俏皮话打住了。赶紧让妻子开车带儿子上图书馆。我说：“如果市里的图书馆找不到好的资料，你们可以到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去看看。”

两个多小时后，母子俩抱着十几本书回来了。

一进门，妻子就抱怨：“都怪你提什么大学图书馆。儿子非去两个图书馆不可。因为老师说参考资料要来自不同地方……”

我翻了翻那十几本儿童图画书。有的文字多些，有的少些，都是介绍蓝鲸鱼的知识性书籍。  

大概一个星期后，儿子完成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份研究报告《蓝鲸鱼》。总共就三张活页纸。第一张是封面，画着一条张牙摆尾的蓝鲸。蓝鲸的前面用细细的笔触画了一大群仓惶逃生的小虾。封面的左下方，工工整整地写着：XXX 著。论文含四个小标题：1·介绍；2·蓝鲸吃什么；3·蓝鲸怎么吃；4·蓝鲸的非凡之处。

小标题下的正文不过两三句话。既没有开篇段，也没有结束语。读起来倒也开门见山，清楚明了。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简短，也是最让我感兴趣的论文。问题不是儿子在研究中学到了什么关于蓝鲸的知识；我更感兴趣的是，从研究中，他获得什么内化了的能力？从决定题目，到从书中发现对自己研究有用的资料，再到写文章……这个“研究”过程，把好奇变成有序的思考，将孩子引进科学思维的路子。这个收获远比知道蓝鲸“每天吃四吨虾”等知识点，更有价值！

仅三张活页纸的《蓝鲸鱼》不知被“漏洞百出的（已发表）小文章”（陆语） 甩了多少条街！

为什么山寨那么多？看看陆先生对创新的恐怖描述“创新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意味着不可预知的成功和大量的失败”。似乎难于登天。于是，孩子望而生畏，大人踌躇不前……

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不可能奢望孩子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论文，甚至我们根本就不要期望孩子能写出一篇稍微像样的论文。我们要的就是在那篇四不像的、非常幼稚的论文里埋下的研究兴趣和种子。 

为什么要从小就鼓励孩子做研究？为什么不能等到研究生阶段才做研究？道理很简单。

首先，好奇心、想象力与年龄成反比。必须在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最活跃的阶段，鼓励孩子做研究，种下一颗良好的种子——就像在股票市场上买了潜力股，只等将来丰收……

陆先生说：“科技创新人才并非越早参与科创项目越好”。

如果一颗种子在它发育阶段，没有得到培育，没有得到科学的施肥灌溉，没有充足的阳光，那么这颗种子就发育不良。等这颗发育不良的种子已基本定型，才移植到良好的环境，虽然也可能成材，但难以成为参天的栋梁之材。

我们不能在孩子还小时，对他们心里的种子说：“对不起，我们现在要控制你们，不能让你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到了研究生阶段才说：“种子们呀，你们怎么都没动静？赶快开花结果吧……”

德国宪法规定：学龄前不能学学科知识；我们却想把小学的“起跑线”画到了幼儿园。别人八岁开始“起跑”做研究，我们又想把“起跑线”拉到“研究生”教学楼。为什么（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337位，德国有106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而中国直至2015年年底，才有一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这两条“起跑线”的间距，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研究≠创新

研究不一定创新，创新不一定是研究。因此，刚开始时，我们既不要对孩子的研究“论文”求全责备，又要警惕只培养收集观点的孩子。

关于蓝鲸的研究，孩子是在收集整理前人的材料。这种研究，孩子还做过不少。如，四年级时关于长城的研究。严格地说，还是收集观点的“研究”。这是必然阶段（可惜许多人，包括研究生甚至学者，也就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只不过做得更漂亮、更专业罢了）；但是这个必然阶段，一定是过渡阶段，不能是永久阶段。我们必须把收集观点的孩子，引导到创造观点的道路上。

如果美国小学侧重培养孩子收集材料，独立提问的研究能力；到了中学，重点则是确定研究方法，实施研究计划的能力。在提出问题后，去证实或证伪某个假设。

孩子在七年级时（相当于国内的初一），独立完成了一个百分之百的科学研究。

那次的研究课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动物到植物，从心理学到行为科学，爱选啥选啥。但有一条，必须要新颖，不能重复前人的研究。  

儿子想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课题：测试小白鼠的决策能力。他把测试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五天。第一阶段，训练小白鼠钻洞；第二阶段，让老鼠知道左边的洞不通，右边的洞可以吃到食物；第三阶段是提供结论：把左右两个洞同时打开，看小白鼠们做出什么选择？很快，儿子完成了论文。

美式学术论文：开篇是简介；然后提出问题，即研究想证实或证伪的观点；跟着是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再接着是研究中得到的新信息及其统计分析；最后是结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儿子的论文一步不差地模仿了这种“美式八股”，十页正文外加三页分析表格。从头至尾的叙述、说明和分析，有条有理。

“白老鼠有无决策能力”的研究，看似儿戏，实则紧扣科学思辨。首先是提问，孩子在好奇心驱使下，设定了一个没有现成答案，必须通过自己的研究去回答的问题。第二步是孩子必须运用想象力去设计各种各样的实验方法，怎样的实验能让数据更可靠？第三步，孩子必须学会对数据做出科学的分析，去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假设。孩子不但学会了怎样才能发现数据间的逻辑，而且学会了怎样列表格，怎么做示意图，怎样表达数据。研究的最后一步是根据数据分析，找到数据间的逻辑，并用逻辑语言写出研究的结论。

研究的课题虽小，但孩子经历了科学思辨的步骤，获得了宝贵的科创财富。

科研展览会展示了一百多个研究报告，试摘几例：音乐(古典、乡村、摇滚乐)对植物生长的影响；色彩对植物生长过程的影响；食物的色彩与消费者的心理；狗靠什么来决定和选择玩具；猫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辛辛那提地区的气温与环保等等。

看着人声鼎沸的科研成果展览会，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基础教育，在一块、一块地铺垫着诺贝尔奖台的台基……

如果第一块基石是收集观点，第二块基石就是创造观点。因此，孩子光有好奇心还不够，还得把好奇心变成想象力。

收集观点的研究，只需要好奇心。比如，关于蓝鲸的研究，需要好奇心去收集已有的答案，想象力在研究中，不起什么大作用。

然而，创造观点的研究，孩子不仅要有好奇心，而且还得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进行研究。比如，“白老鼠有没有决策能力”的研究，既要有好奇心去探究“有没有”，又要有想象力去设计各种各样的实验方法去证实或证伪自己的假设。

中国传统做学问的方式是“注疏解”：给经典“注”，然后在“注”中“疏”，再在“疏”中“解”。一部《红楼梦》，中国知识分子花在“注疏解”上的功夫（如有人“注疏解”为反清复明小说），恐怕曹雪芹也始料不及。更搞笑的是，范仲淹到底在楼上还是楼下写《岳阳楼记》？也研究得津津有味，争论得呜呼哀哉。

培养孩子做研究，要避免把功夫下在“注疏解”上，因为那是在“收集观点”中徘徊。

钱学森质疑中国教育没培养出“杰出人才”。根本原因是太注重培养“收集观点”的人，而不是“创造观点”的人才

然而，不管是好奇心还是想象力，其表现形式都是发问。

做科创，首先要发现问题

孩子善始不善终的发问式“研究”积累到某种程度，就会有研究的“善终”。

然而，我们的教育却来了一个“不善始却欲善终”的乾坤大挪移：科创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本不需要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比如，陆先生说：极个别有科创成果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都有超常的家庭支持”。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引导孩子去不断发问，需要“超常的家庭支持”吗？没有意识到搞科创首先是“发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当然会去强调能帮孩子解决问题的“超常家庭”了。

强调解决问题，忽视发现问题，是严重的反智现象，因为不讲逻辑，违背常识。

按照逻辑和常识，首先要发现问题，然后才是解决问题。孩子不发现问题，孩子要解决的“问题”从哪里来？只能来自老师。由于老师给的问题多是已解决的问题，孩子就老是做已知的循环。充其量培养一个技术员，而不是科学家；孩子也只能是收集观点的人，成不了创造观点的人。

牛顿的“万有引力”，是先发现问题还是先解决问题？瓦特发明蒸汽机，是先发现问题还是先解决问题？连“问题”都没发现，怎么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

据说，有个小孩儿突发奇想：用手腕上的脉搏跳动给手表发电。结果，美国某名校买下了这个想法。孩子并没解决脉搏跳动给手表发电的问题，提供的只是一个价值连城的想法。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用“解决问题”来压制“发现问题”，这是压抑人性。因为无论大人或小孩，都是先有问题，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现在好了，不允许你有问题，用解决问题来压制发现问题。有问题就变成了“问题孩子”，好学生都是“没问题孩子”。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就像被剪断翅膀的雄鹰，根本飞不起来！

孩子做研究，首先是培养“发现问题”的探索精神和能力。即“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

“传道，授业，解惑”着眼于“解决问题”。因此，往往是由大人把“问题”交给孩子去解决。由于这种所谓的“问题”是老师已有现成答案的“问题”，于是，就成了培养孩子寻求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的能力。又于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变成了“解题能力”。再于是，越聪明解题能力越强，就越是在题海中自得其乐而难以自拔。

没有在小学二年级，经历“收集观点”的研究这个必然阶段；到了研究生阶段才开始做研究，往往得从收集观点的研究开始，加之“注疏解”的影响，又没有从小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研究生”就常常“研究”怎么帮导师“解决问题”了。

总之，培养孩子做研究和创新，要从小保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不求全责备，给好奇心插上想象的翅膀去“发现问题”，在科研中创造观点……

问题的核心，还是“催人奋进”的考试

陆先生的文章，有许多值得商榷的言论。在这里，罗列一些，评点一二：

陆先生说“把中学生科创论文作为选拔手段会惩罚老实人，摧毁诚信教育”。所谓“老实人”指什么？不喜欢创新或科创的人？若然，而我们又在鼓励创新，不喜欢创新就得付出代价！就像惩罚迟到者，惩罚的标准是迟不迟到，而不是老不老实。当然，把喜欢创新的人，归为不老实， “ 不扎实”“知识不成系统”“有许多漏洞”“一知半解”“花拳绣腿”“投机取巧” “心猿意马，浅尝辄止，彷徨四顾。企图用‘创新’的捷径来绕开艰苦的学习”等等，那是陆先生的不厚道了。　

陆先生相信“中学生科创论文作为选拔手段”， 会摧毁诚信。其实，只要措施得宜，不但不会摧毁诚信，反而会增强诚信教育，激励孩子的创新。复旦的面试措施，我第一时间撰文支持（《我看复旦的“一面定终身”》，见《复旦教育论坛》，2006/4）。科创论文的真假，专家教授面试时，三两个问题就能见分晓。

然而，陆先生又说了：“其代价是高昂的选拔成本和防腐败成本”。这是典型的“浪费说”和“成本说”。全国的高三生，还有数不胜数的复读生，再加上千千万万的教师和家长，花一年时间于高考复习，这不是更浪费，成本更高吗？更可怕的是剪断孩子好奇和想象的翅膀，窒息孩子科创的能力，这个浪费，这个成本，又怎么算呢？

摧毁诚信的，不是孩子的科创，而是大人的不诚信。抱怨诚信缺失的人，都在等待别人的诚信。然而，诚信不是靠等待就能从天而降的。与其等待他人，不如“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 用抑制孩子的科创去换取诚信，既文不对题，还两败俱伤！做科研的目的不是为了选拔，是为了解放孩子，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不能因为有人假造哈佛的文凭，就关闭哈佛；有人造假币，就不用人民币。

陆先生提议“培养朴实的好奇心”。怎么界定好奇心的“朴实”与否？由谁来界定？当某些事物超出人的认知，“好奇”就由“心”而生。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人为地界定没有界定标准的好奇“朴实”与否，完全可以成为扼杀好奇心的大棒！

陆先生相信：“去落后国家做公益”是“靡费多而收获少”。一方面抱怨诚信不再；另一方面又抱怨孩子做公益是“靡费多收获少”。其实，正是“靡费多”的考试“认分不认人”，才产生“收获少”的人格教育和诚信教育——以致老人摔倒，鲜有敢扶者。

陆先生还肯定“要有优越的条件才能创新”。殊不知，苹果创建于自家小车库。科创的先决条件，是我们鼓励孩子创新的胸怀和理念，而不是物质硬件！

陆先生笃信“创新和培养下一代创新人才是大学的天职”。于是他“试问：当前有多少中学教师能够独立写出符合学术规范且有一定创新价值的论文？有多少中学教师会定期阅读学术论文，跟进学术界的知识更新？有多少中学教师拥有硕士以上的学位，并且确实掌握对学术规范性的判断力？”一言蔽之：培养创新能力与基础教育无关，因为教师水平太低（小学和幼教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实，美国的中学教师（除了硕士学位这一条外），也远远达不到陆先生的要求。但美国获世界最多诺贝尔科学奖的现实证明：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鼓励孩子去发现问题的“天职”——始于没有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老师之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到了大学才谈培养创新的“天职”，因为思维已基本定型，尽管有“名师的实验室”，“有经验的老师”和“有热情的同伴”，但一颗“科研基因”发育不良的种子要生长，是不是黄花菜有点凉了……

陆先生还坚信，“考试不仅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有效的”，并 欲以考试代替研究和创新。我很好奇：在陆先生眼里，“什么样的考试催人奋进？”衡水二中的“要成功，先发疯”吗？

考试是检测教学的手段之一。书面考试有先天缺陷：其一，有现成答案，甚至标准答案；其二，时间和空间有限，只能考速度，难以考深度；其三，多是考智力因素，很难考非智力因素。

考试的这三个缺陷，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首先，考试常常有标准答案，孩子为了得高分，往往人云亦云，不敢创新，缺乏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久而久之，孩子总是仰望老师，难以做到“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其次，因考试有现成答案，考生易步人后尘，在已知世界中徘徊。为什么中国的中学生年年获各种国际奥赛金牌，但中国直至2015年年底才获得一枚诺贝尔科学奖？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只培养“考生”，不培养“学生”。而奥赛（包括陆先生推崇的“五大学科竞赛”）要求“考生”在已知世界中寻找答案；而诺奖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世界的知识。

再次，由于考试只能考速度，难以考深度；“考生”往往只注重浅薄的考试技巧、华而不实的得高分之窍门，忽略了“学生”必须具备的刨根问底的探索精神，穷追不舍的科研创新能力。

考试本来只是检测教学的有诸多先天缺陷的手段之一，现在却成了整个教育机制为之运转的唯一核心。之一的手段变成唯一的目的，教育能不跑题吗？

因此，以芝加哥大学为首的近千所美国大学不要求SAT（美国高考）成绩；哈佛每年把1/4的SAT满分者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想培养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接受干巴巴的分。

孩子插上好奇和想象的翅膀，才能在科创的蓝天自由翱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