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公开周讲座稿：

微言大义

——《项羽之死》的春秋笔法

泉州第十一中学  王玺明      2019.11.19

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工在《尺牍新钞·与某》中提出过著名的怀疑论：“余独谓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钱钟书先生认为，周亮工的话“语虽过当，而引李贺‘笔补造化’句，则颇窥‘伟其事’、‘详其迹’之理，故取之。”后面又说“马（司马迁）善设身处地，代作喉舌”（《管锥编》中华书局 1999.11.01第278页）垓下突围的八百余人，到东城时剩二十八人，到乌江边上只剩项羽一人，也自杀了。霸王别姬，慷慨作歌，美人相和的情节，死无对证，谁会知道？项羽与二十八人的对话，也是如此。

周亮工、钱钟书实际上是说，在记载项羽这个人物形像时，太史公用生花妙笔，设计并描写了精妙的历史细节，用虚构、夸张、想像等文学加工的方法，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一、文学加工历史的渊源。

以文学加工的方式来叙述历史，并不是太史公首创，先看《左传》的两个片段。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介之推认为，晋文公流亡国外十九年，历尽千辛万苦，能够以六十二岁高龄回国登上君位，是天命所归。作为人臣，追随君主流亡、协助君主继位乃分内之事；狐偃、赵衰等人接受赏赐，是过份贪婪的表现，请求封赏就是犯罪，“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比“窃人之财”的罪行更为严重。而晋文公不以狐、赵等人为“奸”，把罪过当正义，还理所当然地给予赏赐；对欺骗行为进行封赏乃是姑息养奸；国君与大臣上下相互蒙骗，所以不可共事。自己已经知道“二三子”所作所为错误，如果效仿，罪过更大。而且已经说了晋文公的坏话，就不能再领取他的俸禄。因而身退隐居。

按照原文的表述，“身将隐，焉用文之？”“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那母子之间的对话谁听到了？怎么流传下来的？只能是左丘明设身处地，代作喉舌；

宣公二年：“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首先，鉏麑从赵盾家进出自如而不被卫兵发现，可见他武功高强；像他这样身怀绝技的人，在那个楚材晋用的年代，不是无路可走，非死不可。其次，他赞扬赵盾是“民之主”，认为杀了他是“不忠”，说明他思想境界高于常人。他认识到晋灵公的刺杀赵盾的作法是错误的，可是违背了君主的命令是“不信”。再次，所谓“有一于此，不如死也”，也就是“不忠”与“不信”是二难选择，正邪两股力量在他的内心进行了殊死搏斗。最终，在内心，正义战胜了邪恶，在眼前，邪恶打败了正义，他消灭自己的肉体以达到精神上的解脱，只能以死来谢天下。

既然鉏麑触槐而死，“晨往”“麑退”等动作，谁看到了？“叹而言”谁听到了？只能是作者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介之推、鉏麑正气凛然、藐视富贵。道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强烈的罪恶感和责任心迫使他们主动地承担了超越自己身份地位的政治、道义等多方面的责任。二人的行为甚至超越了社会时代，超越了政治制度。以上两段文字的共同点也是核心精神，就是赞扬高尚的道德。

将“项羽之死”与这两个故事的叙述方法对比，明显地看出，司马迁借鉴了左丘明的写法。因此，用文学加工的方法来写历史，早有传统，并非司马迁标新立异。

二、虚构加工历史的合理性。

既然是虚构加工，为什么说成是“笔补造化”而不是歪曲历史？区别二者的关键，就要看填补的内容是否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叙述的故事是否符合历史逻辑。

纵观《项羽本纪》，项羽出身贵族，武功盖世，在灭秦战争中，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但是，他多次坑杀降卒，说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他拒绝范增有益的建议，可见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度；他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足见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他没有定都咸阳而东归彭城，说明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杀义帝而授人以柄，说明他缺乏政治谋略。

正因为武功有余而谋略不足，形成了刚愎自用、迷信武力的性格；他只能亨受胜利，不能承受失败，硬折不弯，只能伸而不能屈。他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勇将，决不是一个胸怀谋略的政治家。在穷途末路之时，他从内心不能面对、也不愿接受自己的失败现实。以这样的性格特点和心理逻辑思路，他死前完全有可能说出“力拔山兮气盖世”“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样自负甚至自恋的话，并且以“斩将，刈旗”这样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天下无敌，给自己以心理安慰。

这也就说，太史公的虚构加工，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三、虚构加工历史的目的

司马迁虚构的故事虽然符合历史逻辑，但终究是作者的推测，只能是一种可能性，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就是历史事实。那么，司马迁记录项羽这个人物时，为什么要加入这段虚构的情节呢？或者说，为什么要用虚构的方式来写历史？既然是虚构的历史，周亮工、钱钟书为什么要为之唱赞歌？这就涉及到“春秋笔法”这一历史传统。

在《太史公自序》：“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从中可以看出，“继春秋”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

春秋笔法是什么？《左传》成公十四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昭公三十一年：“《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

由此可见，春秋笔法指微言大意，一字褒贬；把作者对于历史人物、事件的褒贬态度、是非评判的观点以及惩恶扬善的倾向，隐含地表现在叙述的字里行间，而不直接下结论。也就是用事实说话，让读者去体悟评判。

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想法，与介之推“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的想法鉏麑所说的“有一于此，不如死也”的想法，本质上是一致的。太史公塑造了一个失败的英雄，一个高尚的人。自惭无颜见江东父老，正是由于知耻，“知耻近乎勇”；项羽的自杀行为，恰恰体现出一种担当，一种责任。道德的力量使他勇于赴死而义无反顾。项羽表面上死于自杀，实质上死于羞耻。项羽是羞死的！

司马迁在借鉴《左传》虚构历史写法的同时，也借鉴了对历史人物的褒贬态度。

杜牧《题乌江亭》、王安石《乌江亭》，只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看待问题，都纠缠在项羽有无东山再起的客观条件，而没有考虑他有无卷土重来的主观愿望。而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则是从道德层面看待问题，“人杰”“鬼雄”与其说是赞扬了项羽的勇猛慷慨，还不如说是领悟了司马迁的良苦用心。千百年来，只有李清照一人是太史公的知音。